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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審查“標準”:“鬼片不能真有鬼” 嗎?
2014-09-28  AG8亚游集團

 

導讀:電影《京城81號》在《小時代》和《後會無期》的雙重夾擊下,刷出3億多票房,創國產驚悚片的記錄,不禁又讓業內人士拿出“鬼片”這一話題進行討論。觀眾稱中國恐怖片劇情“狗血”,而創作者卻稱廣電頒布的諸如“鬼片不能真有鬼”的標準,嚴重影響了恐怖片創作。恐怖片到底是怎麽審查的?也許我們應當借此機會重新研究一下這些“標準”,客觀分析一下中國電影的審查製度。

近年來,電影審查一直受到媒體網絡的熱議。“鬼片不能真有鬼”“小三不能有幸福”“中學生不能早戀”,在媒體的描述中,好像廣電隔三差五地頒布一個“審查標準”,每次有“新標準”爆出,電影行業就躁動一番,再爆出公映當日被撤出的《被解救的薑戈》這樣的事件,“電影審查”仿佛成了中國電影行業的“You-know-who”,成為長久以來揮之不去的話題。中國的電影審查機關,隸屬於廣電總局的電影審查委員會。也就成了電影行業“最熟悉的神秘人”。

非官方的電影審查“標準”

根據國務院2001年12月25日頒發的《電影管理條例》,中國電影審查機關是由36人組成的“電影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具體成員自2007年後,就沒有再進行正式對外公布。

而梳理廣電總局頒布的法律法規與部門規章,隻有《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涉及到了審查標準,明文規定了10類“電影片禁止載有的內容”和9類“應刪剪修改的內容”,這些內容多為概括性、原則性標準,沒有具體執行層麵的規定。

由於中國電影審查結果的不公開透明性,使得媒體和部分電影評論人根據以往審查被駁回的經驗,對電影審查的硬性“標準”做了許多的非官方總結。比如:

*鬼片、恐怖片:必須無鬼或證明片中角色是“心中有鬼”,但可以有妖(比如《畫皮》:作為一個聊齋故事,原著是在講鬼,而在電影中就將鬼改成了妖狐);

*涉案題材電影:涉案、涉公安題材同時需要在影片中虛化實際作案手法。虛化或架空案件實際發生的地區和時間發生時間。

*暴力:無論在涉案、動作、恐怖等題材的電影中,均不能出現暴力場景的特寫或其他直接表現暴力場景的畫麵。

*愛情:不得出現中學生戀愛;大學生戀愛需保證尺度;結婚、生子等必須出現在大學畢業以後;

……

當“標準”遇上“例外”

但是,隻要是關注近年來國內電影院線的影片的人都會發現,媒體和網絡上總結的這些“標準”在近年來頻頻出現“例外”,比如:

*杜琪峰2012年導演的《毒戰》中出現了過去國產電影中從未出現的鏡頭:公安幹警吸毒、燒人民幣的鏡頭;公安幹警大量被射殺的鏡頭;

*《北京愛情故事》、《戀人未滿》中,出現了正麵積極的描寫高中生戀愛的劇情,沒有以批判或反對的視角對該段戀愛劇情進行描寫。

可以看出,這些媒體和業內人士總結的“標準”,在不少近年來上映的影片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滑鐵盧”。難道廣電在放開審查標準嗎?還是廣電開始出爾反爾了?

“標準”是如何成為“標準”的?

其實,這些“標準”在現階段的電影市場中被屢屢挑戰,其原因就在於這些“標準”的產生方式,並非法律法規層麵的因素,而是由媒體和輿論報道總結而成。這些“標準”大多基於如下流程產生:

*首先是新聞爆出:某國產影片送審被拒,媒體發現新聞;媒體趕緊采訪製片方獲得影片未通過審查的具體原因,再通過猜測審查被拒原因和其他消息渠道了解可能被拒的原因;

*製片方對影片的劇情進行修改,直到符合要求,拿到公映許可;媒體通過對公映版和被拒版本進行比較,總結出某條審查“標準”。

在媒體的比對和猜測中,個案性極強,而且最有新聞價值的點可能被誇大,標準的歸納就難免脫離廣電審查的一般性原則。

這些審查“標準”的大量產生,或許是業界對於確定的審查標準的需求與渴望。而且在一些電影項目的運作上,這些審查“標準”確實對回避審查風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無論我們如何積極的理解這些審查“標準”的背後原因和產生的作用,也不能回避一個最起碼的前提:這些審查“標準”是徹徹底底的“民間產物”,不被電影審查委員會和其他任何相關部門所承認,也不能完全依照這些“標準”管理市場和判斷市場。

真正的審查標準是什麽?

《電影劇本(梗概)備案、電影片管理規定》(下稱“《管理規定》”)中第十三條確實對電影片的內容作出了禁止性規定。誠然,《管理規定》中的審查標準的確過於主觀、寬泛。對一個送審電影來講根本沒有足夠的參考價值。但不可否認的是,第十三條規定的內容就是審查標準本身。而媒體和網絡中總結的種種審查“標準”,至多僅僅是在相關的個案中才有意義,並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功效。究其原因在於,我國並不是個判例法國家,法律法規中並沒有以案例作為審查標準的規定(判例至少是公開內容);同時,電影審查委員會也從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承認過去的案例具有任何程度的參考價值。

我國的電影審查委員會是一個廣電總局官員和其他包括大學教授在內的體製內官員組成的委員會。其工作的性質並非像美國和歐洲各國電影審查機構一樣,對具象化、程序化、文字化的審查標準進行簡單執行,而是直接判斷電影故事和鏡頭等元素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從而對電影進行審查的。這種工作方式本事,就意味著不存在任何所謂未公開的硬性“標準”。

我國的電影審查,一向都是以“電影公映後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本身進行審查的。這也同時說明,審查標準也是根據不同的時間采取不同的尺度。比如,在社會大多數少年的家長不太能接受“早戀”的上個世紀末,不得出現“高中生戀愛”是廣電總局公認的審查尺度;而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電影中較為純潔和純粹的“高中生戀愛”就漸漸成為廣電總局可以接受的審查尺度。但審查委員會的這種接受,不代表其允許所有“高中生戀愛”的情形出現。比如:“高中生未婚先孕、接吻”等鏡頭,仍不被我國主流價值觀接受,對此情節故意強調,便會出現無法審查通過的風險。

另外,上映檔期所對應的實事和熱點新聞可能也對審查尺度有影響。比如近年來知名的電影《無人區》,由於其題材和故事發生地點在一段時期內較為敏感,其審查過程就遇到了嚴重的影響。而幾年以後,在敏感情況較為緩解後,《無人區》也順利解禁上映了。可以看出,時間,對審查尺度也有難以忽視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真正的“應對審查”並非硬抗,而是要全麵了解我國的社會局勢、產業政策以及產業動態,不應抱住那些經驗總結的審查“標準”不放。應對審查,應從我國審查製度的客觀實際出發,靈活動態的理解電影審查這一問題——歸根結底,審查實現的是“對社會的管理”,以及“對電影市場的管理”。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尋找可以產生市場價值的空間,並規避電影可能產生的審查風險,真正的做到“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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