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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張藝謀:我從未開創或者引領什麽時代
2014-08-01  AG8亚游集團

 

    張藝謀創造過很多個“第一”,他是第一位獲得三大國際電影節首獎的中國導演,也是第一位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中國導演 ,還是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執導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導演……這位串聯起“中國”和“第一”的導演,也成為了鳳凰娛樂“大寫人物”的第一位受訪嘉賓。

  過去的兩年間,這位被稱為“國師”的“中國第一導演”並沒有新片上映,卻一直處於各種新聞和傳言的風暴中心,在他身上發生了幾件或在電影業界或在公眾領域引發震動的大事:與合作了十餘年的製片搭檔分道揚鑣;簽約一家具備互聯網背景的電影公司;以及一起引發舉國上下關注的“超生”事件。

  眼下,張藝謀帶著由陳道明、鞏俐主演的新片重回公眾視野,這部電影就叫《歸來》。《歸來》改編自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與20年前的《活著》類似,是以文革為背景的作品。除了在國內公映之外,《歸來》還將在戛納電影節上進行展映,這也將是他1999年公開宣布退賽十五年後的另一種“歸來”。

  在《歸來》公映前夕,張藝謀在他位於北京的工作室內接受了鳳凰娛樂的專訪。在長達70分鍾的采訪中,張藝謀描繪起他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電影,跟其他大導演不同,他明確表示自己是藝術、商業“兩條腿走路”的人,反複強調好故事與通俗劇的重要。麵對過去三十年的電影經曆,張藝謀認為自己從未開創或引領什麽時代,無論是人文的“第五代”時期,還是商業的“中國式大片”時期,直到最新的《歸來》,他的創作其實一直非常“隨機”。

  麵對未來,張藝謀認為中國電影還有十年的黃金期,對行業、對個人都非常重要。下一步,張藝謀將遠赴美國,執導一部像《變形金剛》那樣“超大”的好萊塢大片,他認為如果取得成功,這將為“王藝謀”“李藝謀”——那些中國年輕導演提供經驗,還有更多機會。

  關於《歸來》:文革題材可以反複拍下去

  記者:新片《歸來》馬上要上映了,這個以文革為背景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和像《巴山夜雨》《牧馬人》等電影,你為什麽會選擇在當下拍這樣一部電影?

  張藝謀:其實選擇什麽不是一個長線的考慮,不是一個戰略安排,常常是很隨機的,隻是因為現在題材慌,很缺少好故事,尤其缺少讓你動心的好故事。所以,通常我都不是吃著碗裏的看著鍋裏的。

  比如說,拍《金陵十三釵》的時候看到嚴歌苓的這個小說(《陸犯焉識》),當時就要決定買不買。我當時想的是,也許可以從後頭開始拍,從他回家開始拍起,我覺得這樣子也許是一個方向,所以當時就表態買了。後來三年左右的時間,一直在打磨這個作品,等於從《金陵十三釵》後頭就開始打磨這個劇本,實際上最後還是回到初點,就是說拍他回家,這是一個主體。

  其實這點就和八九十年代拍的那些過去的文革傷痕題材拉開距離了。我自己也是有意這樣做的,同類題材可以反複拍下去,其實沒有“題材過時”這一說的,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二戰題材,拍了多少年了還在拍,隻是說每一個拍的人或者每一個講故事的人角度不一樣。用我自己的話說,選擇這樣一個角度就是想拍(文革)之後的重建,拍所謂彌合、修補,和寄托一種對曆史的反思,當時就是這樣想的,從這個角度入手。

  記者:可不可以這麽理解,拍攝《歸來》更多的是出於你個人創作的訴求,大於所謂的市場需求?

  張藝謀:其實是兩方都有了,肯定首先是我個人的訴求,我看上這個小說,手裏也沒有其他的東西,所以就想拍它。當然,從市場角度來說,首先投資人要認可,他要支持你拍,還不能勉強,要全身心地支持你。同時,現在在今天這個娛樂片當道的商業環境下,投資人也要想好這個題材他為什麽要拍。從這個角度來說,樂視的張昭作為製片人真心喜歡這個故事,而不是說“因為你是張藝謀,因為我簽了你,所以我不能得罪你,你想拍,我就哄你拍一個,下一個你給我拍個大的,你給我把錢掙回來。所以,你給我把錢掙回來,這個就讓你先過個癮,你過完癮,然後下一個我得過癮。”很多人是這種關係。我就覺得張昭是真心地喜歡這個故事,所以我們就在一塊。

  關於文革:我那時是“自來黑” 和“天生狗崽子”

  記者:《歸來》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告發了自己的父親,但是也沒有能夠挽救她熱愛的舞蹈事業,後來進了紡織廠去當工人。這一段是有所改編的,有沒有你個人在文革當中經曆的一種投射在裏麵?

  張藝謀:首先我們要把歌苓的小說進行縮寫,他(陸焉識)原來是一大家子人,兒子、兒媳、女兒、大女兒,回來之後也比較繁雜,我們就想濃縮成一兩個人。怎麽設定這個女兒跳舞的這個事兒呢?歌苓是跳舞的,在成都跳了八年舞。所以我說,“那好,歌苓既然寫的是她曾祖父的故事,我們索性就把這個小孩變成一個舞蹈演員,也是歌苓的一個寫照吧。”那個時代跳革命樣板戲的主角,一定是一個舞蹈演員最大的夢想,那個時代都是表忠心嘛,所以就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架構。

  至於你說到“出賣”或“告發”這樣的事,在那個時代特別普遍,叫“劃清界限”,跟父親一代劃清界線比比皆是,這些例子隨處拿來都能用,這是我們經過的那個時代。這次我跟年輕的觀眾對話,他們說到這個會不會太冷血?我說你這個“冷”字用錯了,那是“熱血”,它是什麽?它是忠誠,對時代、對信仰的忠誠,他劃清界限,是熱血沸騰地劃清界線。所以,是那個時代特殊的一個東西,今天有很多年輕觀眾覺得好像很特別,其實凡是過來人,都知道這種事情太多了。

  記者:你當時是怎麽看待自己的出身和與父親的關係?

  張藝謀:我倒是沒有這樣“劃清界線”這一說,因為我們是“自來黑”了。因為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畢業的,他的家族都是黃埔軍校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定性了,我們就是“天生狗崽子”、“黑五類”。所以根本談不上你要劃清界線,你根本就是歸到那兒了,所以我們叫“狗崽子”。通常劃清界線都是一種突然的反差,父親可能原來是老革命,突然成了“走資派”,這就要他表態,有很多學生到萬人大會上表態,甚至還有的還打他父親表態,那都是那樣的。我們這一批人基本上談不上“劃清”,你劃清劃不清都歸到“黑五類”了,基本上就定性了。

  關於戛納:我猜到《歸來》進不了競賽單元

  記者:《歸來》馬上要到戛納進行展映,這個距離《活著》20年,離《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年,離你雅各布主席寫公開信,宣布《一個不能少》退賽也過去15年了。這次重返戛納是不是也有“歸來”的意味?

  張藝謀:那倒不是,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也沒有算過這個賬。我們電影拍完,做完後期,大的電影節就剩戛納了。差不多我是2、3月份做完全部片子的,就剩戛納了,其實我們隻是自然而然地通過戛納去推廣,因為這三大電影節是重要的推廣平台,尤其像這類電影,它又是非商業類的電影,更多的是靠電影節推廣,全世界賣片。倒不一定說要去得獎,隻是說這種東西機會不要錯過。所以,我們攢到哪個電影節是哪個電影節,如果《歸來》完成在6、7月份,那一定是威尼斯;如果完成在11、12月份的,一定是柏林。這個真的不是刻意的,比如說這回戛納我們不去,當然可以,那我們就要到9月威尼斯,因為一定要做處女放映,展映或者參賽都要做處女放映,那就意味著樂視要把這個片子扣下不能發,這個顯然又不合適。所以,其實常常導演拍完電影之後,是根據這個時間來定的一些東西,倒不是專門要做一個什麽樣的姿態表示回歸、表示歸來,不是這個。

  記者:《歸來》沒有進入競賽單元,有沒有感到有些遺憾?

  張藝謀:我覺得進入不了競賽單元或者不進競賽單元是我猜到的,為什麽呢?是因為這個電影用了一種叫通俗劇的方式去拍,底下是沉重的一個曆史反思和一種沉澱。我覺得這個電影能讀解它全部內涵的是中國觀眾,老外看沒有我們想得那麽多,他對我們的文化和曆史淵源不太了解。所以他基本上看的是第一層麵的東西,這個故事不一定、是電影節喜歡的那種“偏、冷、怪”類型。所以,我當時拍的時候就覺得用這樣一種方法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他們參賽片的類型了,這個我很了解。我倒不是想著要去參賽得獎,不是的,這個電影說心裏話是為中國觀眾拍的一部電影,已經跟我當年的感覺不同了,我也不需要再用電影節得獎來 證明自己了。但是我也很誠心地說,有時候又替演員有點遺憾,因為從演員的表演實力和表現呈現度上看,完全又具備在任何一個大電影節得獎的實力。

   關於大片時代:中國電影還有十年黃金期

  記者:在30多年的從業時間裏,你經曆了中國電影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的巨大轉變。如果以十年為一個代際的話,是否可以這樣劃分:從《紅高粱》到2000年左右,“第五代”的代表作時期,從《英雄》開始到《金陵十三釵》應該算是以中國式大片為主的時代。眼下的《歸來》能算是你要開啟的一個新時代嗎?

  張藝謀: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劃分,我倒覺得大家的劃分很有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自個兒跟自個兒從來不劃分,就是我說的,我拍很多東西都是隨機的,大家有時候都不信,很驚訝,說:“你還沒有一筐的東西歸你找啊?你還在這兒很隨機?”其實創作很隨機。

  大家這麽劃分有道理,但是讓我自己看,確實經過前麵兩個時期,一個是“第五代”的那種人文時期,八十年代開始都是談人文的,談藝術的,不怎麽談票房,基本上沒有那個概念,電影作為統購統銷的產品,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那時候印象很深,你的電影隻要被中影公司買了,中影公司就給你70萬,人家是好壞都是70萬。這就是一個國家標準,所以那時候大家都不會談票房,像當年謝晉的電影,包括《紅高粱》都賣得很高,也不見得發了什麽財,而且都在電影廠裏,我們那時候拍《紅高粱》一天的補助是一塊八吧,都已經很興奮了。

  後來就進入大片時代,實際上也不是誰創造的,我自己來看,都不要高看個人的能力,它是到了那個時期了,中國電影的市場發展到了一個蓬勃的商業時期了。直到現在,這個時期讓我看,我認為從現在開始往後還有十年的黃金期,這十年當中中國的電影市場會成為全世界第一,而且還會發生很多關鍵的轉變,還不知道好萊塢會采取什麽樣的方式切這塊“蛋糕”。另外,中國保護民族電影的政策,是否還要在世界的壓力下進行調整?比例的調整,配額的調整,就像韓國一樣,要跟世界接軌。

  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時代帶動我們去創作,去思考,去尋找自己的定位,我們完全沒有能力說“開創一個時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好我就趕上這個時期,拍了一些大片,倒不是真的想引領一個時代,我也從來沒有把自己自封為“一個時代的領軍”。

  還有一個,我自己也不想把自己定型,我都是喜歡“兩條腿”走路。從現在開始,我說未來還有十年的黃金期,其實對我來說這十年也很重要,我還是希望“兩條腿”走路。一方麵像《歸來》這種有情懷的電影,也是我自己的成長經曆,如果有機會,有這樣的好故事,我還是想拍這種所謂的“文藝片”。但是還有“一條腿”,就是說拍年輕人喜歡的那種所謂的“娛樂片”。在中國電影的類型上,這兩類都是很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的類型是不同的評價。未來十年,其實中國這兩類電影都要強,才能守住這個市場不被別人把蛋糕分過去。如果我們的娛樂片沒有拍好,拍得不夠,那你迅速就垮了,市場被好萊塢大片全部占領之後,恐怕連藝術片也就擠壓得沒有了,基本上那就完了。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說,從我個人愛好、性格到大的事業上的看法,我都是希望鍛煉自己的“兩條腿”。

  記者:那等於你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商業片和藝術片的區分。

  張藝謀:當然。區分很簡單,其實就是看,比如說我拍過的《英雄》和《歸來》,那是對典型的兩個區分了。

  記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你如何評價《英雄》,以及它開啟的所謂“中國式大片”模式。《英雄》上映後創造了中國票房的一個紀錄,在當時你是否預見到中國電影市場之後發生的變化呢?

  張藝謀:我完全沒有預見到,這是個偶然。要說預見,應該說是江誌強(安樂電影公司老板、知名製片人)先預見到的。我是長期的武俠小說的發燒友,從年輕時候、文革時候就愛看,文革時候是看禁書,有套叫《鷹爪王》的小說,港台豎排版、繁體字的,那時候鍛煉了我看繁體字的能力,27本,我記得印象很深,我們十幾個孩子就把它拆了,拆了以後亂看的,一個多月看完了,交流看,每天偷偷摸摸地在磚頭堆兒裏互相傳,那是禁書,大人要知道不得了,出事兒的,給家長惹事兒的。那時候開始就迷極了武俠,想當英雄。直到拍《菊豆》的時候,我住在歙縣的招待所,我一邊改著《菊豆》的劇本,我一邊把歙縣新華書店裏麵所有的古龍、溫瑞安的武俠小說都買了,回來看,沒事兒就看,當作一個消遣。實際上是“第五代”出道時候的人文環境把我這個掩蓋了,我跟大家一樣,好像“一切為了藝術”,大家就那麽給我定位了,實際那個定位忽略我天性中的喜歡這一類東西。我本來是想拍成一個像徐浩峰這一類的小製作,表現自己對武俠的一個熱愛的情懷。隻是後來我找江誌強,讓他給我推薦武術指導。他是有嗅覺的,他剛剛發完《臥虎藏龍》,我都不知道,那時候沒有概念。所以,他問我,“你要不要李連傑?”“啊?”我就覺得很驚訝,“怎麽可能?”我知道很貴啊,“然後還有梁朝偉、張曼玉,你這幾個人物都可以呀!”我就很驚訝,我說:“那你得花多少錢啊?”他說:“沒問題呀,海外市場現在非常好,能掙回來。”你看,是他的嗅覺,然後這些大明星就集合了,甚至我們一個叫“長空”的配角,他都給我找來甄子丹,你想想,了不起的。所以,實際上就把這個電影給它拍成一個大片了,確實海外也做得非常好,是緊跟著《臥虎藏龍》之後的第二部,也是迄今為止我在海外發行最好的一部。

  甚至關於馬,我說三五十匹就差不多了吧,印象很深,江誌強給我打電話說:“一百匹是可以的。”我很驚訝,因為那是他投資嘛。大片,坦率地說,是無意中產生的。當年《英雄》如果不是一個古裝動作類型,可能也不會做那麽大投資。確實是《臥虎藏龍》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它是我們中國所謂“大片時代”的一個催化劑,從那開始我就連續拍了好幾部,我看中國有很多導演也也都拍了很多這樣的類型,實際上這個十年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沉浮。直到我們把這種類型給拍得老外不愛看了,就覺得看了很多亂七八糟的,他們突然發現也有點膩了,於是可能就結束了吧。

 

 關於年輕導演:我預感到《小時代》會被人抨擊

  記者:最近幾年,感覺中國電影市場又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年輕一代的導演不斷湧現,而且隨著他們的電影刷新票房的紀錄,觀眾的口味似乎也有所調整。作為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導演,你有沒有一種危機感或者焦慮感?

  張藝謀:我倒沒有,這是明擺著的事兒,永遠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還有一個,我倒是覺得這幾個年輕導演的作品,對這個市場的促進意義重大。比如說,徐崢的《泰囧》,我覺得這個電影賣錢是有道理的,徐崢作為年輕的導演,第一部他還是很張弛有度的,他對整個講故事的通俗劇的這個鏈條上還是相對完整的,另外搞得也很有意思,那是一個票房奇跡。應該說,《泰囧》之後帶動的是年輕導演的黃金期,徐崢功不可沒。包括後來的幾部戲都不錯,包括《西雅圖》、《致青春》。其實這是一種現象,我個人認為早應該到來,已經姍姍來遲了,我們的希望在年輕導演身上,你哪兒能指望幾個老導演啊,那才有幾個人哪?觀眾越來越年輕化,當然他們更貼近年輕人,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定是這樣的方向,包括我現在要做的好萊塢大片,也是認為,如果我成功了,這些大公司就會去找“王藝謀”“李藝謀”,找更年輕的,這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記者:導演一直在跟中國最優秀的作家和劇作家進行合作,比如說莫言、餘華、劉恒、嚴歌苓、鄒靜之等。目前有一個新現象,更年輕一代的作家開始做導演,比如郭敬明、韓寒,他們在年輕觀眾群體中有巨大的影響力,您怎麽看這個現象?

  張藝謀:現在這個已經打破了,不再是電影學院、戲劇學院導演係畢業的才來做導演,現在這個科班的界限早就打破了。我覺得這個是時代的發展,這個我們沒有什麽可以評論的,有人投資,你就可以做導演,這個很簡單,誰都可以做導演。我倒是覺得關鍵是要有好作品,成功的例子要多一點兒。當隔三差五有重複《泰囧》這樣神話的時候,那你放心,這個形勢就更好了。就可能連一個剃頭的會說“我也要做導演”,這都非常有可能,有人說:“好,我給你投,你有想法,看了你的東西,有想法,我就冒這個險!”這其實是非常好的現象,各行各業的人,大家都願意到電影這個行業來展身手,這是很好的。有意義、沒意義一定不在這個現象上,在於是不是佳作連連,這個很重要。

  記者:郭敬明的《小時代》也是樂視影業參與投資並發行的,我不知道您有沒有跟他進行過一些溝通?

  張藝謀:我是在樂視當時還沒有公開發行的時候讓我看過一個內部的放映,看完後跟郭敬明也有一個對話,當時我自己在心裏邊其實有一些預感,覺得這個電影的意識形態可能會拿來被人說、被人抨擊。但是,因為見年輕導演,我不能說太多這樣的話嘛,我更多的是從導演功課的角度跟郭敬明聊了一陣兒,當然還有陸川導演。我說你的導演功課做的還是挺好的,挺流暢的,大概就說了這樣的一些東西,因為現場都有人,還有倆機器在拍,就不是一個自然的談話方式的環境,就這樣簡單地說了說。

  後來《小時代》就引發了一個話題,《小時代1》《小時代2》,現在聽說《小時代3》和《小時代4》馬上要出來,我覺得可能是知識分子們對《小時代》的抨擊,使《小時代》的粉絲們逆反,然後兩邊就開始打架,我倒是覺得這種也有意思,都是過去都沒有看到的一種現象吧。無論怎麽樣,使這個市場、使這個類型能多樣化,還是有意義的。我們不要再把電影完全綁死在政治上、綁死在意識形態上,我們過去吃過這個虧。我覺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大家寬容一點,讓我們的類型多一點,好壞交給觀眾去評說。還有一個,我們也不要給它定性,隻要不犯政治錯誤,鼓勵各種的東西,對年輕導演、對新手,多一點鼓勵,我覺得不是什麽壞事。

  關於國師:叫我什麽其實不是什麽問題

  記者:你確實收獲過無數榮譽,也在不同領域嚐試進行創作,而且還執導了一次受到普遍認可的奧運會開幕式。很 多人半公開半玩笑地稱您“國師”,這個稱呼是否讓您覺得很別扭?

  張藝謀:沒那麽嚴重,08年以後,這詞兒就出來了,隻要訪談的時候談到這個話題,我都澄清,表明我的態度,我說別這麽叫我,這有點害我,讓我成為眾矢之的。但是你看到現在都五六年了,你也攔不住,其實這個話題也不必再談了,我隻是覺得我自己心態上不這麽看,我覺得我隻是一個普通的電影導演,你的作品被關注,這麽多年,大家都認識你。我也不知道為什麽,這個形象現在變成一個“大眾臉”了,坐飛機幹什麽一路都是網友直播,一點兒辦法沒有,藏也藏不住,這個也讓我很苦惱,誰都認識,很苦惱,讓我變得走哪兒不方便。

  但是,改不了這個事兒,叫我什麽其實不是問題,你自己千萬別把自己當碟菜,你千萬別把自己當一個什麽人物看,這個是不行的。我們這代人牢記兩句話,“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你看,在我身上很固定地有這樣一種東西,再加上我的成長經曆,過去的政治環境,所以我幾乎沒有“範進中舉”過,無論是電影被人誇成什麽樣兒,還是被人罵成什麽樣兒,我自己都心裏很清楚,首先它是一個藝術的正常反映;第二個,我也很清楚自己值幾兩重,自己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外部的,內部的,我自己都很清醒,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常常一部電影拍完還沒有給大家看的時候,我對這個電影的好壞、優劣都有很苛刻的總結,對我自己,從來沒有揚揚得意過。所以,我覺得到了最後常常是性格決定了很多東西,所以性格是這樣子,也不是裝給誰看的,自己心裏很清楚。我的同代人很多都是工人,都退休了,我的兩個弟弟都是工人,都退休了,我過去也是工人,我做了七年紡織工,所以給張慧雯定的是紡織廠,那個我很熟悉。實際上,因為命運的這種偶然機遇,讓我從事了電影,我的職業和我的愛好高度一致,這已經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有多少人的職業,包括你的職業,是不是徹底是你的愛好?未必,有時候你必須要養家糊口嘛。我覺得全世界職業和興趣高度一致的已經很少了,所以我應該是幸運者,所以我自己總希望隻爭朝夕,不想浪費時間,總覺得自己還能多幹,不想歇著,不是為什麽名和利了,也不是想證明自己什麽樣,隻是這一份愛好希望能夠保持下去,希望最後對自己有一個交待,覺得這一生過得還不錯,還拍了一些東西,永遠是覺得期待下一部能更滿意。

  記者:隨著你聲譽和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如何看待隨之而來公眾對你私人生活的關注?

  張藝謀:這個我是沒有辦法逆轉的,我其實很不喜歡,包括狗仔隊不斷地去拍,拍小孩上學、放學,拍家裏等等,我是特別不喜歡的。其實對於小孩的成長很不好,因為都是在一個社會環境中,有老師,有同學。但是我沒辦法,無可奈何,這是一種負麵的東西,我自己不喜歡,也沒辦法,我隻是盡可能地保護好自己。其實我是不想讓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家庭與大眾分享,我自己不太喜歡這樣子。當然,是個人的一種習慣吧,總是想用作品麵對大眾就可以了,或者把我自己“賣出去”就可以了(笑),還是想給自己留一個港灣,留一個平靜的角落吧。

  關於新片:一定是一部超大的好萊塢大片

  記者:關於你的下一部電影,之前已經公布了將與好萊塢進行合作,目前也有很多種說法,現在有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呢?

  張藝謀:因為我還沒有接到人家的授權可以對外麵講。隻是,一定是一個大片吧,就像《變形金剛》這種,是一個超大的作品,就是我們俗話講的“好萊塢大片”,全英文的,對我是很大的挑戰。一是這種類型我沒有嚐試過,我很願意去嚐試;還有一個是我自己有一份責任感,這一類電影我們不要完全低估它的影響,它是麵向年輕人的,麵向全世界的,我覺得中國文化要借水行船,我們拍《歸來》這樣的電影麵向世界沒有問題,但是它的影響有限,尤其是在院線,對年輕外國觀眾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像《變形金剛》這一類的電影影響巨大,你看到這個電影拍了以後,1、2、3、4、5都出來了,差不多十年,會影響一代人,還有它的衍生產品,還有它的遊戲,整整影響了一代人,就像《星球大戰》一樣。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在這樣的電影中有中國文化的元素,通過這樣的渠道傳播出去,何嚐不是一件好事兒呢?就像奧運會開幕式一樣的,雖然是一個大型的戶外表演,但是它其實吸收了很多中國文化的元素。在推廣中國文化這一點上,其實我覺得首先是要有一個普及,要有一個認可度,這個挺重要的。

  記者:之前接觸到一些國外的影迷,他們對你之前拍的像《英雄》《十麵埋伏》評價很高,可能是存在文化上的差異,吸引到他們。但是你如果轉換身份到好萊塢去工作的話,從創作者的角度也要麵對一個市場需求的調整,了解美國文化和好萊塢文化,您是怎麽考慮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的?

  張藝謀:首先是這個故事要有中國文化的東西,完全我不懂的,我不會去拍,它一定要有中國文化的內容。他們看中我的,可能基於《英雄》《十麵埋伏》這樣類型的電影,看中我的是我的視覺敘述能力,還有我的東方元素,他們看到這種獨特性。他們是賭啊,“這個讓你來做,看是什麽樣的?”他們一定是這麽賭,因為中國市場嘛。但是我自己覺得,我一定要有我自己能把握的東西,我不能全盤西化,全盤西化對我來說挑戰太大了,我應該還是有自己比較能拿手的或者說能發揮的東西才行。

  記者: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好萊塢拍攝有這種有中國元素的片子,它會最後出現一個問題,有可能在北美市場接受度很高,會吸引到觀眾。但是反過來在中國的市場和文化情感的接受上還是有一些問題,我不知道你要是拍這樣一部好萊塢大片的話,考慮更多的是北美市場還是國內觀眾?

  張藝謀:首先,人家的投資公司就有要求,它現在就跟我談的是要必須麵向全世界,雖然中國市場是第二大市場,但是必須要麵向全世界,否則這麽大的投資收不回。我自己覺得很簡單,還是把第一性的故事首先要拍好,全世界你不了解那麽多民族、文化的曆史背景,你怎麽去迎合它?很簡單,普通人就是愛看的一個好的故事,這是基礎,沒有其他的靈丹妙藥。其次就是說,最終兩個市場或者三個市場,比如說我們現在講“三大市場”,第一大市場是北美市場,第二大市場是中國市場,乃至亞洲市場,我覺得第三大市場就是歐洲、澳洲、南美洲等。其實不知道你拍成什麽樣會所有的市場都喜歡,這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但是你現在不能想那麽多。也許你不去想太多,這個市場怎麽樣,那個市場怎麽樣,你無法做到那麽全麵的考量。還是一句話,跟拍《歸來》一模一樣,靜下心來,不受任何幹擾,做好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到最大化,這就是現在我要想的。

  記者:《歸來》在紐約進行試映,您和李安導演在紐約大學進行了一次對談,我不知道您和李安導演有沒有在私下進行交流?會不會參考他的一些拍攝經驗和技巧,以便盡快地融入好萊塢工作的節奏。

  張藝謀:我們那天結束以後就完事兒了,各奔東西了,太倉促,並沒有細說。我覺得李安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這個人“青史留名”的,他是我目前已知的遊走於東西方之間兩邊都高度認可的一個人,這個很難,不是說你有雙語的能力就可以了。我覺得可能多少年也就出這樣一個人物吧,我很敬佩他,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在我們的見麵會上,我問了李安個問題,你是怎麽考慮兩邊都接受這個事兒的?他講的也還是有一定的道理,說的是在第一層麵的故事性上,通俗的故事性首先要獲得認可,才可以了解深入了解你背後的文化內涵。我們為什麽那麽愛看那麽多美國電影、美劇?你對那個文化背景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但是它在故事性上抓住你了,所謂的悲歡離合,所謂的戲劇,所謂的懸念,所謂的這種張力,它全都抓住了你之後,你就津津樂道地議論它,你就會一直追著它看,所以你就慢慢地好像也受到了一些文化信息的影響。你看完《絕命毒師》後,你基本上就知道美國家庭的情況是這樣子的。我覺得電影和電視,這一點要特別要緊,一定是通俗劇的方式進去,別故作高深。所以,不要低看通俗劇,不意味著低俗,是貼近大眾的一種觀賞角度。尤其是現在的電影,“冷、偏、怪”的這種類型,除了在電影節得獎之外,48小時的風光之後,最後大夥兒都不看了,就過去了。基本上還是主流的通俗劇是一個觀影的習慣主流,全世界都是這樣的,要看這些東西,美劇是最典型的例子。你看《絕命毒師》《紙牌屋》《24小時》《絕命主婦》等很多這樣的東西,其實很難拍的。

  記者:提到觀影,其實還是挺好奇的,導演你工作這麽繁忙,是否還有時間來看電影或者美劇?

  張藝謀:我是一個晚睡晚起的人,不好的習慣,除了建了組拍戲這幾個月我跟著攝製組的作息時間,我其餘的時間都是晚睡晚起。差不多是早上四五點睡,然後第二天上午十點、十一點左右起,長期是這樣的習慣。所以,基本上是從十二點、一點開始到四、五點期間,我做什麽呢?我就是看東西,這種看東西就跟催眠似的,習慣了,就一直看,一直看到自己都不行了,拿一個iPad打自己好幾下,眼皮很沉了才睡。所以,我每天晚上都會在網上看很多東西,包括幾個小時之內,速戰速決,比如說點開一個不好看,再開一個再不好看,有時候一個晚上能看七八個片子,但是抓到一個,突然覺得很好,就一直看下去,一看天亮了,經常是這樣子。

  記者:新片多一些還是老片多一些?

  張藝謀:新片多,主要是新片,我看最新的,比如讓我點,我就看2014年的,我都不看2013的,就這種,我喜歡追著看。

  記者:你是最早獲得“三大電影節”首獎的華人導演,而且是首位獲得奧斯卡獎最佳電影片提名的中國導演,目前來說,您是否還對奧斯卡有這樣一種期待呢?

  張藝謀:奧斯卡有它的規律,有它的遊戲規則,因為它影響巨大,這個影響巨大我認為主要指的是在中國觀眾中影響巨大,好像得了那個獎,這就是天大的獎,到頭兒了。李安為什麽在中國的認可度特別高?他得過兩次奧斯卡最佳導演,這就不用說了。其實你在歐洲,你問奧斯卡得了獎是不是就是最大的獎?也未必,歐洲很多人還很排斥它呢。

  現狀是這樣子,其實你問中國導演,“給了你高興嗎?”他不會裝清高,說“我不要,我看不上”,給了誰誰都是高興的,但是真是那句話,它有遊戲規則,也有限製,有很多東西是不可控的。我想,恐怕也沒有一個導演是對準它去的,對準它什麽去?你拍攝的是講中文的電影,你隻能對準那個所謂“最佳外語片”那一項去,其他你就沒戲,別想,最多提名一下。你對準“最佳外語片”去,可是推薦權在電影局,你怎麽能夠知道你對準它去了,就能夠推薦你呢?所以,你怎麽可能在兩年以前準備拍這個電影的時候,你就能夠設想兩年以後一定推薦你?所以,有很多這樣的基本不可控的元素,我是替中國導演說,我覺得沒有一位導演是一開始從劇本階段就對準“最佳外語片”去的,不可能。導演們講的都是真話,他是電影拍出來了,方方麵麵合適了,可能也水到渠成了,也獲得推薦了,他可能動了心,慢慢想一想,可能接近一步算一步吧,大家誰也不想那麽遠,誰也不敢有那個把握。其實你要說在“三大電影節”,包括在全世界二類電影節上得獎的那個把握,遠遠大於奧斯卡,奧斯卡是一個要看運氣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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